
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西方医学史上,精神疾病的治疗仍处于蒙昧与探索交织的黑暗时期。当时医学界普遍将精神疾病归因于身体机能失调,由此催生了多种治疗方式:从电休克疗法、胰岛素昏迷疗法等“冲击疗法”,到前脑叶白质切除术等外科手术,再到巴比妥类、水合氯醛等药物的滥用。精神病院往往被视为社会的“收容所”,将精神障碍者与罪犯、流浪汉一同安置。医生们在病因不明的迷雾中摸索,试图用各种看似“科学”的方法破解精神疾病的谜题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,一位名叫亨利·安德鲁斯·科顿的美国精神科医生,走上了一条以“拔牙治精神病”为名的血腥之路。患者牙齿一颗接一颗被拔除,若症状未缓解,手术刀便转向扁桃体、脾脏,甚至子宫——20世纪初,美国医生亨利·安德鲁斯·科顿以“治疗精神病”之名,实施了一系列致命手术,最终导致数百人残疾或死亡。亨利·安德鲁斯·科顿曾先后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与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,1902年获医学学位,后成为新泽西州特伦顿州立医院的院长。这位40岁出头便掌管全美顶级精神病院的医生,最初以改革者形象示人——他改善医院卫生条件,取消部分身体束缚,一度被媒体誉为“精神病学的进步先锋”。当时,主流医学界正流行“局灶性感染理论”,认为身体某些慢性感染灶(如蛀牙、扁桃体炎)会释放毒素,影响神经系统,导致各种慢性疾病,包括精神障碍。科顿对此深信不疑,他认为这些感染的牙齿正是引发精神错乱的“病灶”,只要拔除这些“毒牙”,就能治愈精神病。于是,他立即在医院推行大规模拔牙手术。若患者术后仍躁动不安,他会转向上呼吸道:扁桃体和鼻窦被指控为“细菌巢穴”,常规治疗方案随即升级为扁桃体切除术。当这些手术仍不奏效时,科顿的“感染雷达”会继续扫描全身:睾丸、卵巢、胆囊、胃、脾脏、子宫颈,尤其是结肠,都被标记为潜在的“精神病菌温床”。只要病人未“痊愈”,他就会建议切除更多器官。这些手术大多在没有现代麻醉和无菌技术的条件下进行,术后感染率极高。仅结肠手术的死亡率就高达30%至40%,许多患者死于术后败血症、感染性休克或多器官衰竭。然而,科顿对外宣称其“治愈率”高达8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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亨利·安德鲁斯·科顿(1876~1933 年)
幸而,质疑之声并未消失。1924年,科顿的导师迈耶因对其数据产生怀疑,派遣前学生菲利斯·格林拉克前往调查。格林拉克在简陋条件下艰难工作,发现医院管理混乱,病历残缺,所谓“治愈”多为虚构。她注意到,大量患者因拔牙后无法进食而日渐衰弱。她的报告对科顿疗法提出严厉批评,但迈耶未予公开支持,反而将格林拉克调离,阻止报告发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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柯顿的医学著作里的一张插图,病人展示拔掉牙齿的口腔图片来源:wikipedia后来,新泽西州参议院举行听证会,调查患者家属与前员工的投诉。尽管有证人控诉手术的残酷与高死亡率,医院管理委员会却极力维护科顿,称其为“医学革命者”,并邀请多位权威医生作证,称赞特伦顿医院是“世界上最先进的精神病护理机构”。听证会最终未采取任何行动,反而变相肯定了科顿的地位。此后,科顿声望不降反升。他在特伦顿开设私人诊所,专为富裕家庭提供“先进治疗”,生意兴隆。迫于持续争议和州政府压力,科顿最终从特伦顿州立医院退休,被授予“名誉医疗主任”头衔。据统计,亨利一共拔掉了1万多颗牙齿,进行了645次大型手术,杀死并致残数百人。尽管造成了许多死亡,但他在生前一段时间内仍被当地和国际上誉为精神病治疗的先驱。医学史学家后来将科顿疗法称为"治疗性屠杀",科顿的悲剧不在于个人的疯狂,而在于整个时代对“科学解释”的盲目崇拜——当微生物理论成为唯一真理,任何与之相关的猜想都被赋予合理性,即便缺乏最基本的病理学证据。科顿的故事像一面棱镜,折射出20世纪初期医学发展的阵痛:当科学精神被简化为“寻找病原体”的单一逻辑,当医生手中的手术刀背离治愈本质,再崇高的治疗初衷都可能异化为伤害。或许,医学进步的最大敌人,可能并不是无知,而是对片面知识的过度自信!作者简介:吴欣怡,南京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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