常驻马尼拉，最令我震撼的是它的极端分裂：一边是不输任何国际大都会的摩天大楼与金融中枢，另一边是在铁皮房与垃圾堆中艰难求生的贫民聚落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菲律宾一度跻身亚洲富裕国家之列，曾让无数人艳羡。可如今，它仿佛被某种隐形的绳索牵绊，在亚洲的排名持续下滑。这个国家为何陷入如此境地，值得深思。
在马尼拉，棚户区与高楼大厦形成鲜明对比。（聂晓阳 摄）
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常驻，最令我震撼的，不是这座城市的喧嚣或炎热，而是它的极端分裂：一边是不输任何国际大都会的摩天大楼与金融中枢，另一边是在铁皮房与垃圾堆中艰难求生的贫民聚落。
马尼拉，这座拥有1400万人口的繁华大都市，背后却拖着一道庞大而沉重的阴影。据统计，这里约有300万人居住在“非正式住所”中，他们的家由铁皮、塑料布、废木板甚至广告横幅搭建而成。他们多是来自吕宋地区、棉兰老岛的失地农民，背井离乡，只为在城市缝隙中挤出一线生机。
在这里，贫民窟甚至并非一个个具体地点，而是一种弥漫在城市空气中的残酷现实，一种将生存逼入极限的状态。从高架桥下的铁皮棚屋，到金融区边缘的残破砖墙，从铁路边的棚户群到墓地之中的“活人村”，它们以不同的形态存在，却有着同样的质地——混乱、逼仄、闷热，以及贫穷。
太多让人心酸的场景
午后的马尼拉，微闷的空气中裹挟着些许湿漉漉的潮意。在当地朋友的陪同下，我专程去探访一个名叫“快乐之乡(Happyland)”的地方——名字听起来像是一个游乐园，实际上却是马尼拉最拥挤的贫民窟之一。
从街口穿过垃圾堆、废车场与工棚，便踏入了那片由无数简陋棚屋筑成的迷宫。外面阳光灿烂，里面却尽是阴暗潮湿的狭窄甬道，最窄处仅容一人侧身通过。脚下淌着污水，空气里混杂着垃圾腐烂后的浓烈气味。
2025年8月6日，在菲律宾马尼拉一贫民窟大火现场，居民和消防员参与灭火。新华社发（乌马利摄）
在里面穿行的两个多小时，我既感受到底层生活的温情，也撞见太多让人心酸的场景。
在一条几乎见不到阳光的巷子里，几名妇女坐在小板凳上剥蒜。她们低着头，双手的动作一刻不停。每天十几个小时的辛苦劳作，换来的不过是两百比索，折合人民币不到30块。她们的手一直是湿的，指甲缝里的蒜味仿佛永远也洗不掉。
这一幕，猝不及防地勾起我的回忆。40年前的那个冬天，我的母亲在老家做过类似的活计。那时总有人送来用麻袋装着的核桃，她便一颗颗敲开，小心翼翼地剥出核桃仁，完整的是一级品，能拿到全价工钱，碎的要减半。她常常从天亮干到天黑，双手布满细小的伤口，一周下来只能挣几块钱。那一刻，两个跨越时空、相隔万里的场景，在我心里悄然重叠。
后来，我曾在一次公开活动上向菲律宾副总统莎拉·杜特尔特提及这段感受。我说，我父母那一代人曾受过穷、挨过饿，但今天的中国已经摆脱绝对贫困。如果中菲能在减贫与发展领域加强合作，中国一定有许多经验值得分享。莎拉频频点头。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菲律宾曾是亚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。那时的马尼拉，生活水准远高于北京和上海，是许多亚洲城市眼中“未来都市”的代名词。街上跑着日本车、商场里开着冷气、大学普及英语教学……这样的城市生活，曾让无数人艳羡不已。
可是现在，菲律宾却仿佛被某种隐形的绳索牵绊，在亚洲的排名持续下滑，渐渐落在了后面。
“冒烟山”的前世今生
“快乐之乡”所在的汤都区，是马尼拉最古老的城区之一。几百年前，这里曾是他加禄人早期聚落的中心，也是西班牙殖民者登陆后的行政重地。后来城市扩张，权力与繁华逐渐向南迁移，汤都区被工业区和港口包围，慢慢沦为城市的边缘地带。
而“快乐之乡”的所在地，过去曾有一座“山”——“冒烟山”。从上世纪50年代起，这里便是马尼拉的主要垃圾倾倒地。每天，成百辆垃圾车从城市各个角落驶来，将废弃的塑料、纸屑、厨余、破旧家具甚至工业废料倾泻于此。久而久之，成千上万吨废弃物堆积成一座高达60多米的“山”。垃圾中滋生的甲烷气体持续燃烧，让山体常年冒着烟，远远望去宛如一座“活着的火山”，“冒烟山”因此得名。
2024年11月24日，在菲律宾马尼拉一处发生火灾的贫民区，一家菲空军直升机参与灭火。新华社/法新
山脚下，逐渐聚拢在这里的贫民构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“城市”。没有电力，没有自来水，人们用拾来的木板、铁皮、旧广告布搭建屋舍，屋与屋之间用细铁丝和竹竿勉强支撑。大雨一来，屋顶便噼啪作响，雨水顺着缝隙灌进屋内，打湿每一寸简陋的栖身之地。
人们的生活与这座垃圾山紧密相连。天不亮，拾荒者便已出发。男人们肩上扛着麻袋，女人们抱着孩子，年纪稍大的孩子手里拎着生锈的铁钩，从不同方向涌向“冒烟山”。垃圾车一到，人群便蜂拥而上。在滚烫的蒸汽与刺鼻的臭气中，人们快速翻找——塑料瓶、锡罐、旧报纸、铜丝、电线，凡是能卖出一点钱的物件，都要先抢到手。
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，“冒烟山”的垃圾越堆越高，聚集于此的贫民也越来越多。周边聚落俨然成为一个社区，建立起一套独特的社会运行机制。
然而，1993年盛夏的一场暴雨，给这座垃圾山画上一个惨烈的句号。
那年的7月10日清晨，一场暴雨倾泻而下，雨水冲刷着垃圾山，山体渐渐松动。拾荒者照常上山，他们已经习惯了风雨。他们赤脚站在泥浆中，专心翻找着可以卖钱的瓶瓶罐罐。就在这时，山体深处传来一阵闷响，可没人在意。
短短几分钟后，整个山坡开始剧烈震动。积水与垃圾混合成巨大的洪流，从山上呼啸而下。山底的棚屋像纸片一样被轻易掀翻，外墙被撕裂，木板被卷进泥浆。人们尖叫、奔跑、呼救，却无处可逃。
当救援队抵达时，山体仍在冒烟，暴雨也未曾停歇，泥浆已经淹没了半个贫民区。官方后来公布的死亡数字是77人，几百人受伤。但在现场的神父与志愿者说，他们一共掘出300多具遗体，还有数不清的失踪者。
灾难之后，政府下令关闭“冒烟山”。同年年底，一个名为“冒烟山改造与填海开发计划”的重建项目正式启动，目标是将这里改造成低收入者住宅区。大型推土机进驻现场，成堆的废品被清走，山体被覆盖上厚厚的土层。
可清理垃圾容易，根除贫穷却很难。大部分拾荒者并未得到真正的“安置”：廉价住房的价格虽然不算高昂，却依然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。那些买不起房子的人，只能在附近的空地上重新搭起棚屋。短短几年间，一个新的聚落再次形成，人们给它起了个带着自嘲意味的名字——“快乐之乡”。
名字虽好，生活却依旧沉重。人们依旧清晨出门、傍晚归来，依旧在垃圾堆里翻找可以换钱的物件。不同的是，他们脚下的土地，不再是自然的泥土，而是被岁月掩埋的垃圾层。每当大雨来临，地下气体逸出，空气里再次飘起淡淡的烟味。那是“冒烟山”的残余在提醒人们，这里曾是一座“燃烧的山”。
据估算，如今的“快乐之乡”占地不过半平方公里，却居住着两万至四万人，几乎到了居住人口密度的极限。有人说这里是“被世界遗忘的角落”，也有人干脆称它为“穷人的共和国”。
愿“快乐”不再是反讽
“菲律宾为何会变成这样？”离开贫民窟后，这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中盘旋。
从地理角度看，这个国家并不缺乏资源。它有丰富的镍矿、铜矿和黄金储量，是东南亚唯一几乎全民能说英语的国家，劳动力年轻且充足，海岸线漫长，地理位置又紧邻航运要道。理论上，它具备发展所需的几乎全部条件。
那天午后，我坐在铁皮房外的木凳上，看着孩子们在街口那块巴掌大的空地上打篮球。阳光被铁皮反射成刺眼的白光，空气里飘散着淡淡的蒜味。一名剥蒜的妇女抬头对我笑了笑，手里的动作却没有停下。
我问她：“你觉得累不累？苦不苦？”
她笑着答：“不累，因为明天还要吃饭。不苦，因为明天还有饭吃。”
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：普通人对生活的顽强坚韧与一个国家的发展命运，其实是两件不同的事。前者源于对生存最朴素的坚持，而后者取决于制度的导向与时代的选择。
多年来，人们习惯把菲律宾的困境归结为“运气不好”——天灾频仍、殖民历史复杂、地缘位置尴尬。可真正深入这片土地之后，我越来越觉得，这些解释并不足以回答一个更尖锐的问题：为何一个曾经领先亚洲的国家，会在几十年里原地踏步，甚至一步步被其他国家超越？
菲律宾作家西奥尼尔·何塞在他的书中提出过一个直白的判断——“我们贫穷，因为我们允许贫穷”。这句话乍听之下近乎冷酷，仿佛把责任推给最无力的普通人。但细想之下，他指向的并不是个人的懒惰，而是一种长期被默许、被合理化的社会状态：贫穷被视为常态，不平等被当作现实，改变被不断推迟。
在马尼拉生活的时间越久，这种“被允许的贫穷”就越清晰。贫民窟并不是突然出现，而是几十年政策选择的累积结果。它们存在于城市最昂贵地段的边缘，却长期不被纳入正式规划；它们被统计、被拍照、被同情，却极少被真正整合进发展蓝图。久而久之，贫穷不再是一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，而成了一种被管理、被安抚、被拖延的现实。
在一次采访中，我向菲律宾参议员、现任总统小马科斯的姐姐艾米·马科斯提出这一问题。艾米几乎没有犹豫，直接用“灾难性”这个词语来形容菲律宾几十年来的境遇。她说，上世纪60年代，菲律宾在亚太地区的发展水平仅次于日本，如今却被称为“亚洲病夫”。表面上看，菲律宾的经济仍在增长，但这种增长建立在极低的基数之上，稍有波动，便暴露出经济结构的脆弱性。艾米进一步强调，问题的根源不在于菲律宾人不勤奋，而在于“政治太多，工作太少”。
这是一句在菲律宾语境中意味深长的话。长期以来，政治斗争、家族轮替、选举周期，几乎耗尽国家的大部分公共能量。政策频繁出台，却缺乏连续性；口号层出不穷，却很少落地；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经济结构改革一次次被讨论，却又一次次被搁置在选票、联盟与妥协之后。
与此同时，最需要长期投入、最难在短期内见效的领域被不断忽略。教育体系的衰落，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例。艾米直言，菲律宾在科学、技术、工程、数学等领域明显落后，无法为产业升级提供足够的人才支撑。当制造业向周边国家转移，当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时候，菲律宾却发现自己既缺乏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基础，也难以再依赖低附加值劳动维持增长。
更深层的问题，或许还在于集体心理的变化。长期的经济停滞，让许多人习惯了“差不多就这样”的现实，习惯了把希望寄托在海外汇款、临时救济或下一次选举上。普通人依然勤劳、坚韧，但他们的努力，更多只是为了维持生存，而非踏上一个明确可见的上升通道。
正因如此，“快乐之乡”才会一次次重建，又一次次回到原点。棚屋可以被推倒，垃圾可以被清走，但如果制度没有为底层提供真正向上的路径，新的贫民窟便只会换一种形态出现。
看着“快乐之乡”中坐在小凳上剥蒜的妇女们，联想到当年自己母亲的劳作，心中百感交集。我希望有一天，“快乐之乡”这个名字不再带有反讽的意味，而是成为人们脸上笑容的真实写照。到那时，那些现在在污水边剥蒜的妇女，不必再忍受潮湿与阴冷，能够坐在一片真正属于自己的阳光下，让温暖与尊严，触手可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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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者：聂晓阳
参考消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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